进步的牢笼

说起来也很奇怪，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要往"前"走，要往"上"看，要进步，要努力，好像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不用考虑什么是你想要的，只要继续进步下去，你就会得偿所愿。

当时的自己一直将这个奉为神明，但是我总是非常贪玩，初中迷恋电子游戏，高中迷恋爱情，但也是一边带着愧疚的心在玩，一边对父母和老师忏悔：我总觉得自己这么贪玩辜负了父母的努力，辜负了别人对我的期待，辜负了"进步"的设想。

两套"进化"叙事

总的来看，回顾我的人生，教育制度的制度设计同时服务于两套"进化"叙事，而这两套叙事的交织极大的稳固了制度本身。

第一套是个体层面的进化叙事。作为一名学生，教育制度清晰的设定了这个阶段的进步指标：考上好高中、考进重点班、考试名列前茅、当上班干部…从初级教育到中级教育到高级教育，一步一步走向高考，通过一场场考试兑现国家对你的"身份认证"。每个阶段都被设计为比上一个阶段更高级、更困难，你的能力也在不断的进步，最终在终点处达成某种自我实现。在当代教育制度下，每个人都首先是你的敌人，其次才可能是你"短暂的朋友"。在走向终点的过程中，你总是在不断的告别曾经的朋友，不断的将它们远远的"甩"在身后。但从未有人告诉你应该如何交朋友，应该如何与他人进行社会连接。

第二套是社会层面的进化叙事。从国家的角度看，这个教育过程沉淀的是劳动技能，它把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转化成经济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考试和进步中，被肯定的是"服从性""重复性""记忆力"和经济成本的计算，不会有人在乎创造力和想象力。与此同时，它消耗的是"当嬉皮士""搞革命"的精力和时间，你在教育系统中被占满了时间，没有余裕去想象其他可能性。从学校到工厂，教育体系完成了闭环。

对于个体来说，这是一个"进化"的故事，对于体制来说，这也是一个"进化"的故事，但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个体以为自己在走向自我完成，并且将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努力"；体制收获的是社会的稳定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两套叙事叠合在一起，使得整个制度设计获得了双重的合法性支撑，你既因为"我在进步"而投入其中，体制也因为"国家在发展"而维持运转。

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这种线性进步观本来就是无稽之谈，线性进化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经过检验的信念。"我按照这个制度一步一步来就一定能成功"——这种"只要什么就能什么"的句式和宗教信仰没有本质区别。

按照高中历史课本上说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都没有在中国真正扎根。唯独进化论深入人心。但这种进化论从严复翻译引入的那一刻起，其底色就始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无论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还是以个体为单位（"不进则退""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中国人理解"进化"的方式始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落后就要挨打"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经验的一种浓缩。

这种民族层面的"进化焦虑"被内化到了个体层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必须不断"进步"，否则就会被淘汰。民族叙事和个体叙事再次叠合，相互加强。在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所有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学复兴——都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了，或者说都没有真正渗透到大众的日常思维中去。唯独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功了，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没有任何体制性的力量试图去纠正这个局面。

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矛盾，但是在实践层面，整个制度设计——高考竞争，绩效排名，非升即走，淘汰式相亲，都在不断地强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的学生会对教育产生幻灭，无数的学生一窝蜂的考研、考公。大家都在名为"进步"的系统中寻找那个自我实现的"终点"。这就是现代性在中国的极致展开。

进步的幻象

写到这里，相信你也发现了，支撑这一套体系运转的关键在于进步主义叙事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包装和强化。官媒会创造出一些规范化的人生样板：考上985、考取研究生、结婚生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努力。

等级序列需要一个"向上"的价值判断——排名靠前是好的，排名靠后是需要改进的。教育的阶段化需要一个"成长"的故事——你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是在"发展"，是在"完成自我"。如果没有进步主义叙事作为底层逻辑，这整套规训机制就失去了合法性。

你凭什么说偏离样板是坏的？你凭什么说排名靠前比排名靠后好？你凭什么说高年级比低年级"更高"？——答案是：因为我们相信存在一个从低到高、从差到好、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方向。这个信念就是进步主义。

但进步主义是正确的吗？进步主义是真理吗？17/18世纪的生活就一定过得不如现在的我们吗？科技发展就一定会带来幸福吗？

答案是显然的。进步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编织出来的一场美好的梦。困扰五四时期青年的，是不知何谓进步，不知国向何去；而困扰今天青年的，是不知何谓终点，不知我向何去。并且令人难过的是，我们连交朋友的能力也丧失了，所谓"摇滚""嘻哈""革命""自由"的词已离我们远去。

福柯曾经说过，从野蛮到文明，从无知到科学，体现的从来就不是进步，而是权力运作方式的变迁，不是好与坏的差异，只是从一种控制方式到另一种控制方式的演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青年应当是悲哀的，我们不仅在身体层面被规训了（安排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等级中），也在精神层面被规训了（你真诚地相信"超越他人"就是生命的意义，"不断向上"就是正确的人生方向），我们丧失了朋友，丧失了音乐，也丧失了我们的青春。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鲁迅《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