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人与变迁

导论

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承受——每天十一小时，每周六天，生产旺季时还要更久——还遭受言语和身体虐待，吃着令人作呕、营养不足以维持身体所需的食堂饭菜，并在闷热的夏天十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不计加班费，他们的收入正好是当时当地的法定最低工资，不多不少：每月 54 美元。从中还要扣除每月总计 30 美元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剩下的钱几乎不够买衣服和洗漱用品，更不用说寄回家帮助兄弟姐妹完成学业，或让患病的父母接受医疗了。管理层受到挥舞着企业行为准则的外国客户审查后，提出了一项增加每月休息日的方案。然而，这种看似慷慨的安排有一个条件：工作日必须加更多的班。由于工作日加班的报酬低于周末加班，收入又减少了 12 美元。随后到了发薪日，就连这笔已经缩水的工资也莫名其妙地被拖欠了。不断累积的这些困境，并没有使 Xing Ang 和 Xing Xiong 两家鞋厂数千名工人的处境显得格外不同寻常。事实上，即便经历了降薪和拖欠工资，这两家工厂的条件仍好于许多类似企业。它们坐落在中国南方尘土飞扬、迅速扩张的东莞市，邻近一条当地少有的公园绿地，由台湾企业 Stell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经营。这些工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如何应对自身处境。2004 年 4 月，Xing Ang 的 4,000 名工人和 Xing Xiong 的 1,000 名工人举行罢工。

他们的行动很快升级。数百名工人冲进生产线和公司办公室，用工作工具砸毁机器和电脑，并从墙上扯下灭火器向室内喷射。工人还闯进食品储藏室取走食物。窗户被砸碎。工人还袭击了食堂和门卫室，并掀翻了管理层的汽车。

尽管就在前一个月，警方并未介入 Stella 另一家工厂规模小得多的一场抗议，但这一次，当局觉得不得不出手。公安机关在三十名工厂保安协助下，花了三个小时才恢复秩序。事后，警方拘留了数十名工人，最终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名起诉其中十人——看起来依据的并非任何具体的违法证据，而是管理层将他们认定为闹事者。当局确定了审判日期；尽管公司因这场骚乱遭受了重大损失，看起来它似乎又一次占了上风。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劳工团体，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现为国际工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Clean Clothes Campaign、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和 China Labor Watch，对中国政府以及从 Stella 采购产品的跨国品牌施加强大压力，敦促从轻处理。此外，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同意代理这些被控工人的案件。高智晟在一篇激昂的辩护词中宣称，这场骚乱的根源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允许并鼓励……对……工人的粗暴而不人道的剥削，而这种剥削已经达到了真正反动的程度”。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了此案。最终的结果是：工人最初虽被定罪，但上诉后获判无罪。他们得以重获自由，日后继续抗争。

2015 年，Xing Ang 又有 1,000 名员工走上街头，Xing Xiong 的数百名同伴也加入其中。许多情形与过去相同。工人封锁道路，一家当地劳工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帮助。然而，也存在重要差异。这一次的起因不再是狄更斯小说般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是一个在 2004 年看来或许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工厂未按规定为部分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工人此时也开始在线协调，并实时发布事态进展的社交媒体更新，同时上传照片和视频。现场影像拍下了抗议者笑着围住公司车辆的场景。

中国国家也准备得更加充分。2015 年抗议的照片显示，数百名防暴警察整齐列队。员工最初封路之后，实际上被“围堵”在了厂区内。K-9 警犬队被投入现场。工人遭到警犬撕咬。2004 年作出那场慷慨激昂辩护的高律师，早已先被送进监狱，后来获释，又再次失踪；他因替宗教异议人士辩护而受到惩罚。外国团体为罢工者发声的政治空间也更小了，跨国社会契约也有所收缩。那家提供帮助的当地 NGO 被阻止继续与工人会面。虽然在境外托管的网站上仍能找到关于这一事件的帖子，但在中国主要搜索引擎百度上检索时，完全找不到有关 2015 年这场冲突的新闻结果，推测这是审查所致。

自上一次对峙以来，劳工可以选择的行动空间看起来已经大幅缩小。然而，当局也更愿意与工人各退一步。东莞最低工资此时已接近 2004 年的三倍，而它不再成为此次事件的争议焦点，这不仅反映了中国通货膨胀上升，也反映了基本劳动法律得到了更好的执行。Stella 无疑受到政府压力、需要为维护社会稳定尽一份力，因此很快向员工诉求让步，以现金形式向工人支付住房补贴。后来工厂关闭时，管理层甚至超出了法律要求，对失去工作的员工给予了优厚补偿，从而避免了又一次对峙。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工的处境其实比过去好了很多。¹

对 Stella 的员工而言，两次事件相隔十多年，其间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沿着两个相互冲突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劳工获得了更大的力量，那么国家也发展出了更强的镇压能力（repressive capacity）和更强的回应能力（responsive capacity）。工人获得的新机会与新的约束交织在一起。

Stella 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工作场所更广泛的变化。从二十一世纪初到 2000 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工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街头，尤其是在 Xing Ang 和 Xing Xiong 所在的中国东南部。正如前面提到的，Stella 的第一次罢工发生时还相当少见。然而到了第二次罢工发生的 2015 年，总部位于香港的倡议团体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统计到全国竟发生了 2,774 起停工事件（China Labour Bulletin 2019）。这一数字仅略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同年为整个东欧、西欧和以色列报告的数量（3,036 起罢工）（ILO 2018）。与美国比较则更加困难，因为美国只统计参与人数超过 1,000 人的事件。但美国劳工部在 2015 年仅记录了十二起达到这一人数规模的停工，而 CLB 记录了八十三起（BLS 2016）。鉴于 CLB 估计，其数据集在任何给定时间只能捕捉实际发生事件总数的 5–10%（China Labour Bulletin 2016a），因此，中国劳工动荡的强度可能最高达到欧洲的十倍、美国的七十倍。² 学者开始将中国描述为“正在形成的世界劳工动荡震中”（Silver and Zhang 2009）。 全球工会会议开始邀请来自中国的发言者。中国工人曾经只是外国同情的对象，是血汗工厂揭露报道以及痛斥自由贸易危险的社论所关注的对象，但在某些圈子里，他们逐渐被视为富有斗志、值得仿效的抗争者。

与这种大众动员同步，中国的治理也发生了演变。整个国家用于国内安全力量的支出大幅增加。事实上，这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国家对这些力量进行了更好的训练。国家投资于新的监控形式，包括人力监控和技术监控。国家出台了针对公民社会团体及其境外支持者的新规章。这种趋势在动荡最严重的地方表现得尤其突出。

然而，当局——既包括北京，也包括中国各省市，尤其仍是冲突较多的地区——也通过了新的劳动法律，加重对侵犯工人权利的雇主的处罚。它们推动中国僵化的官方工会以新的方式接触工人，更有效地代表工人利益，例如有时真正选举企业层级工会主席，尝试近似于其他国家集体谈判的做法，并把工会资金用于权利诉讼。与此同时，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也变得更便于作为原告的员工使用。高级政治人物还公开对那些被中国高速增长甩在后面的人表达同情。在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人公开倡导一种“以人为本”政策，其基础是一种据称更加均衡的“科学发展观”，目标是缩小不平等并带来一个“和谐社会”。国家一方面无情地对付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竭力安抚他们。

这些相互冲突的政策调整，不仅实质性影响着十多亿人的生活，从社会科学角度看也很耐人寻味。它们使那类将威权政治体制分析为要么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民主、要么坚决不受冷战后时代政治潮流影响的学术解释陷入困境。中国劳资关系中观察到的变化，也应推动我们超越对社会运动起源的狭窄关注，转而研究运动带来的复杂结果。

尤其对于正在不断扩展的中国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研究而言，中国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之规模，为方法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最重要的是，Stella 工人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类似工人的经历，应当促使我们将注意力从静态政治模型转向一种更具过程导向的理解方式，以认识普通人在艰难环境中能够做到什么，以及事情又会以何种方式反过来伤害他们。

过程导向的方法

本书旨在追踪中国劳工政治（labor politics）中发生的完整变迁过程，从起点一直追踪到终点——或者至少追踪到它迄今已经发展到的程度。McAdam、Tarrow 和 Tilly（2001, 27）指出：“过程是反复出现的因果链、机制序列及机制组合。”图 1.1 展示了我所分析的过程及其机制。我首先考察抗争（contention）本身的形式与成因。具体来说，我分析“抵抗的配方”（recipes for resistance）。这些配方指的是产业部门与工人人口构成的组合，它们分别与不同形式的抗争相联系，即受限型（contained）、跨边界型（boundary-spanning）或越界型（transgressive）抗争。这里的目的不是构造一个关于中国劳工动员的一般模型，而是事后识别不同的结构性“原料”组合：这些原料汇聚在一起，最终会给官员施加非常不同的压力。接下来，我解释各种形式的抵抗如何通过官僚激励（bureaucratic incentives）影响政策。中国的干部晋升制度约束所有官员，使他们必须在不断上升的动荡面前表现出治理能力。

但当局所面对挑战的具体性质十分重要。而地方国家的不同部门也会以各自的方式行动起来。于是形成彼此不同的地区控制模式。在抵抗处于中等水平，并表现为受限型、至多跨边界型时，形成的是正统型控制模式；在抵抗处于高水平，并表现为跨边界型甚至越界型时，形成的则是冒险型控制模式。

图 1.1　变迁过程。

图内译释：工人 → 国家（原图为 STATE(S)，含复数形式）→ 政策；抵抗的配方通过施加压力触发官僚激励，官员通过展示治理能力形成地区控制模式；回应能力与镇压能力的同步增长产生矛盾，并反馈于前端。

接下来我说明，当国家与劳工角力并发展出这些多样化的次国家层级模式时，它在总体上同时获得了更强的镇压能力和更强的回应能力。这些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地区层级和中央层级某些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人物议程的塑造。但归根结底，我认为政治人物是在回应基层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后，我主张，工作场所不满情绪上升的影响并不限于工作场所治理，它还要为我们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看到的那种踉跄而不均衡的政治发展负部分责任。中国国家迄今在回应工人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适应能力，但它在遭遇来自下层的挑战时，也发生了扭曲——形态被改变，却尚未断裂——而且未来很可能面对更多矛盾。尽管本书无意归纳有关抗议与政策的普遍规律，我仍提出，类似动态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后国家社会主义威权政体中，而这些政体覆盖了世界上相当重要的一片区域。中国经验为一种独特的变迁模式提供了有用参照；许多其他国家或许也共享这一模式。它难以被简单归类或预测，但仍然构成了重大变化。本章余下部分将依次展开这些观点，并概述后续各章。

抵抗的配方

在考察工人抵抗（worker resistance）的后果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探究它的形式和成因。首先必须澄清，我们所说的“抵抗”究竟指什么：这个术语涵盖了哪些不同类型的冲突。McAdam、Tarrow 和 Tilly（2001）将受限型抗争与越界型抗争相对照。与此同时，O’Brien（2003）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还存在一种居中的“跨边界型”抗议，它运用半常规化的抗争行动剧目，并能够成功向官僚体系中的某些部分提出诉求。中国劳工的受限型抵抗，是提出最低限度、符合法律的诉求；诉诸正式国家渠道；以及/或者不建立任何超出工厂车间范围的组织。跨边界型抵抗追求更多目标，不受法律最低标准的限制；它会运用从罢工到抗议再到骚乱的广泛策略，也可能在较小程度上涉及松散的工人联合体或法律服务导向型 NGO。最后，真正的越界型抵抗提出更多要求，并要求制度改革；它会发起跨工作场所甚至跨省罢工，也会借助运动导向型 NGO 或左翼学生之类的群体。从全国来看，罢工、抗议和骚乱的增长速度正在超过经正式裁决的劳动争议，事件中的诉求也正变得更具进攻性，同时包括运动导向型组织在内的 NGO 数量不断增加（尽管它们在最近几年受到挫折）。这种转变可以从 Stella 第一次和第二次罢工之间的差异中看出来：最低限度的要求让位于改善劳动条件的更宏大诉求；自发抗议被纪律性更强的罢工取代；自主行动（尽管后来得到外部团体和一名律师支持）则被与一家有意协助处理争议的 NGO 的（短暂）协调所取代。当某些因素存在时，这种升级更为明显。轻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占了绝大多数罢工、抗议和骚乱。农民工高度集中的地区也出现更多此类行动。NGO 的扩张呈现类似模式。

相比之下，高科技、高技能产业以及本地工人更多产生受限型行动主义。这些“抵抗的配方”——所谓“配方”，指的是不同“原料”组合在一起产生不同（或相似）结果——解释了抗争强度在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官员所感受到压力的差异。

官僚激励

国家对动荡的关切，以官僚激励的形式向下传导至地方当局，并横向传递到不同部门；这些激励促使地方干部向上级证明，他们掌控着局势。因此，在 Xing Ang 和 Xing Xiong 抗议之后，东莞当局很可能一直与省会广州、甚至北京的官员通电话，试图向他们保证秩序很快就会恢复。过去十年中，基于客观标准晋升或惩罚官员的机制越来越多地成为实证研究对象，尤其是在经济管理领域。学者已经说明，官员——通常是省级官员——如何通过实现更高的 GDP 增长率或财政收入增长来争取其委托人即上级的注意；如果做不到，就通过做假账制造同样的表象（Landry 2008; Lü and Landry 2014; Shih, Adolph, and Liu 2012; Wallace 2016）。

我关心的是，同类激励在工人抗议问题上如何发挥作用。关于更广泛的维稳问责，已经有很扎实的研究（例如 Lee and Zhang 2013; J. Wang 2015, 2017; Y. Wang and Minzner 2013）。我尤其受益于 Heurlin（2016）的论证：由征地和拆迁引发的一波波信访如何重塑了全国性政策。但我关心的也是这些激励如何反噬自身：国家的不同部门与层级——乡镇对省级、警察对法院——各自按照最熟悉的方式行事，这不仅揭示了国家面对大众不满时的灵活性——这是 Heurlin 关注的重点——也揭示了国家削弱自身努力的倾向。官僚激励一旦被动荡触发，就会加速异议的电流在体制中传导，却在不同节点产生相互冲突的结果。

地区控制模式

冲突与官僚激励相互作用，首先形成了不同的地区控制模式。国家对东莞动荡以及 Stella 罢工发生的更广泛地区所作出的反应，与中国沿海更北部或内陆地区观察到的反应不同。在存在受限型抵抗的地区，官员完全有理由继续按一贯方式处理事务：在劳资关系政策上采取创造性做法，反而可能无意间引入更激烈的冲突。因此，这些地方的默认模式是正统型控制（orthodox control）。立法机关通过渐进式法律。警方谨慎监控工作场所。司法机关低调调解争议。由党控制的工会各级组织发放福利，并努力完成合同签订指标。

然而，在动荡程度很高的地区，尤其是在异议采取跨边界型甚至越界型形式的地方——例如东莞及其所在的广东省——官员就没有这种从容。他们可能实际上无法完全恢复秩序。但这些官员至少必须向上级证明，自己正在竭尽所能平息局势。这就意味着冒险型控制（risk-taking control）。无论通过协调还是完全自主行动，政府各部门都以各自能做到的方式进行试验。地方立法机关大幅调整法律。警察殴打并拘留活动者。工会开始真正与雇主谈判。以这种方式撼动治理显然有其不利之处。万一局势升级怎么办？但与在局势平静时这样做相比，此时采取这些行动需要承担的损失更小。不同地方政府采取的不同政策组合，逐渐凝结为相互对照的模式。³

Hurst（2009）和 Lee（2007）等其他学者，曾考察上一轮冲突中，中国国家对不同群体的国有企业工人抗议，以及对国有部门工人与农民工所作反应的地理差异。然而，他们分析中隐含的反应链条，是从地方经济结构到政府政策再到工人抗议（或者更准确地说，在 Hurst 的研究中，是从经济结构同时通向抗议和政策）；而我的因果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恰好相反。抵抗的配方导致特定的抵抗模式，而这些抵抗模式又生成特定的地方治理方式。图 1.2 将图 1.1 的第一部分“放大”，以呈现这些动态。

国家镇压能力与回应能力的增强

尽管每个地区都会形成自己控制工人的方式，但总体而言，更多的劳工抵抗意味着国家拥有更强的镇压能力和更强的回应能力。正如 Slater（2010）所说，社会冲突可以像国家间战争一样“建构”国家。

图 1.2　从抵抗的配方到地区控制模式。

图内译释：轻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与农民工 → 跨边界型、越界型抵抗 → 冒险型控制；高科技产业与本地工人 → 受限型抵抗 → 正统型控制。

我在本章开头指出，Stella International 的工人在第二次劳工行动中经历的事情并不罕见：警方更强硬、训练更充分、装备更精良；与此同时，当局也更有能力克服强势地方雇主的反对，为工人提供实质性让步。

广泛的统计模式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地方的动荡水平与防暴力量的扩张呈正相关，即使控制经济发展等因素后也是如此。冲突越多，也与当地让员工通过法律体系获得更多有利裁决——或者至少获得更多双方各有胜负的裁决——相关；不过，这种开放反过来也会鼓励更多冲突。⁴ 总体而言，每经历一波工人抗议，政府都会增强其强制劳工的能力，同时提高自身在回应不同社会群体诉求时的灵活性。国家沿着两个维度同时获得了更大的力量。

自下而上的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变迁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变迁故事。但这个故事也有复杂之处。第一，正如图 1.1 中从国家能力反向指向抵抗的配方的箭头所示，我们必须注意反馈效应。劳工未来可采取的选项，会受到工人此前推动的治理变化影响。地区控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自我强化：正统型治理方式会鼓励受限型抵抗。但是，当经济中的某种变化导致动荡增加时，正统型方式就会变得不可行——无论是在基层实际治理中，还是在政府内部政治层面。并且，再次强调，没有理由在局势平静时引入冒险型控制。

第二，必须讨论地方精英政治的作用。拥有独特议程的强势地区领导人能够产生影响：他们的政策既可能刺激也可能抑制动荡，当然也会影响他们如何回应动荡。因此，他们可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混淆变量。例如，第二次 Stella 罢工发生时，作风强硬的省委书记胡春华正在广东执政，这一点可能很重要：警方很可能采取了比其前任汪洋执政时期更强硬的路线。然而，无论改革派还是强硬派，都只会在劳工成为问题时把精力投入劳工议题。工作场所平静时，无论属于何种派别，具有行动力的领导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政策领域。省市政治人物的决策，归根结底更像是街头局势的晴雨表，而不是驱动因素。

第三，与此类似，在全国层面，中国经历过一些时期，分别更依赖镇压能力或回应能力。这类转变不可能不影响工人抵抗。本书涵盖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和习近平政府两个时期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后一个政府的突出特征，是对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因此，Stella 第一次罢工发生在胡—温执政初期，而第二次则发生在习近平时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次冲突的展开方式。像近来出现的这种收紧，不可能不影响行动主义。不过，即使是习近平时期那样剧烈的变化，也不应遮蔽北京不同政府之间存在的相当程度的连续性。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劳工组织者同样成为打击对象，在更早的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而习近平时期也曾向劳工做出一些幅度虽小却有实质意义的让步。总体而言，前文所述镇压能力与回应能力的增强，在不同层级政府发生人员更替后仍在继续，即使两种工具具体使用的平衡有所变化。

国家扭曲

中国国家沿两个方向同时增强，最终可能为当局带来净收益，尽管这种收益是以高度不稳定为代价换来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将非常符合 Slater（2010）关于由抗争驱动的国家能力建设的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很好地契合 Crouch（1996）对马来西亚的分析：镇压与回应在维持威权统治（或者至少一种混合政体）方面发挥了“相互支持”的作用。这也呼应了 Kerkvliet（2010）关于越南政府的发现：它愿意对工人、农民和企业家的诉求作出让步，同时严厉打击那些被其视为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活动者。Kerkvliet 在 Crouch 的基础上据此把越南描述为一个“回应—镇压型国家”（responsive-repressive state）。而中国还将成为 Heydeman 和 Leenders（2013）所说的另一种例子，他们基于叙利亚和伊朗的状况，将其称为“重组型威权主义”（recombinant authoritarianism）：也就是为了应对大众挑战，以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方式成功重新排序、重新配置多种制度（尽管他们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制度，而不是镇压与回应）。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沿两个相互冲突方向同时增长，从长期看将不可持续。

首先，以这种方式增强国家能力，可能会牺牲国家的其他优先目标。毕竟，镇压能力和回应能力只是众多国家能力形式中的两种。Almond 和 Powell（1966，第 7 章）还列举了其他几种：汲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Slater 关注的重点）、分配能力（distributive capacity，即国家重新分配经济发展收益的能力）以及象征能力（symbolic capacity，即促使人们认同国家使命的能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它仍受到预算约束。花在防暴装备上的钱，就无法用于医疗或教育（分配能力）。随着国内安全支出飙升，福利支出却只缓慢上升；而人们普遍承认，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国内消费并缩小中国的财富差距，需要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中国此前的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在扩展中国福利国家方面，比当前政府做得更多（Gao, Yang, and Zhai 2019; Howell and Duckett 2019）。这种停滞损害了国家的象征能力：没有住房和医疗保障的“中国梦”还意味着什么？一个回应—镇压型国家会推迟艰难的承诺。

此外，增强镇压能力和回应能力，也无法为中国共产党（CCP）的统治建立强大的阶级联盟。在动荡的冲击下，中共在某些方面类似 Slater 和 Smith（2016, 1472）描述的亚洲和非洲“反革命政党”，这些政党展开的是“集体性、反应性的努力，以保卫现状及其多种占支配地位的精英，使其免受来自下层、足以推翻它们的可信威胁”。然而，与其中最有效的那些组织不同——例如在 Slater 和 Smith 的分析中，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执政党，以及博茨瓦纳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执政党——中国并没有在自身周围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大众联盟或精英联盟。对劳工的镇压削弱了中共获得工人阶级支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当局迄今作出的回应性姿态，还不足以抵消工人所承受的镇压——却已经足以使中共与商业群体的联盟承受压力。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拉拢“红色资本家”，欢迎他们入党，调整各种制度以适应其需要，并重新界定中共使命，将其表述为扩大“中间阶层”，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权力的工具（Dickson 2003; Goodman 2014; K. S. Tsai 2006, 2007）。新的劳动法律，以及更加不偏不倚的仲裁机构和法院，使这些努力遭遇倒退。

最后，协调镇压能力与回应能力的同步增长将十分困难。中国或许正稳定地沿这两条路径发展，但正如我上文在讨论全国精英政治时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中国往往在一段时期内更多依赖一种工具，然后转向另一种，再转回第一种；当前习近平政府则主要依赖镇压来解决挑战。这些调整可能受到当局的精心引导。Crouch（1996, 7）在谈到马来西亚时写道：“政府有时倾向于诉诸威权措施，而在另一些时候则采取相对自由的态度。尽管如此，这些摆动始终发生在有限范围内，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的性质。”然而，中国的摆动虽然同样不算剧烈，却也没有得到完美校准。事实上，中国的政策转向有时不是彼此强化，而是相互抵消。正如 Minzner（2018, 33）敏锐指出的那样，

过去三十年形成了一种模式。个别领导人发起改革，以处理潜在的治理问题。大门打开。公民开始利用这些渠道参与政治……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党政当局开始紧张……改革被压下去，活动者遭到拘留。正因如此，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停留在一种前进一步、后退一步的舞蹈中……

工人正在推动国家能力建设。他们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推动这一过程。而由于这种双重赋权难以管理，政治发展呈现出错落、不平衡的形态，最终使国家发生扭曲。

超越转型学与韧性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本书的论点既建立在重要的既有研究之上，也对这些研究提出挑战。关于威权政体的研究，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有着悠久而杰出的历史（例如 Linz 2000; Montesquieu 1990; Moore 1966）。但这一研究传统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有关政治自由化“第三波”的兴奋情绪推动“转型学”（transitology）范式一度主导这些学科（例如 Huntington 1991；综述见 Art 2012）。这一范式把独裁统治视为通往民主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因此研究主要关注独裁政权以何种条件走向终结，例如“协定式”权力移交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差异（例如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在这一思路中，最具争议性的著作当然是 Fukuyama（1992）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该书把资本主义民主视为所有国家的自然终点。

然而，这一观点至少有两个问题。其一，许多新民主国家，例如俄罗斯，在经历坎坷开端后，开始明确朝更威权的方向发展。其二，非民主政府表现出惊人的持久力，其中包括苏联的若干继承国，更明显的则是中国。在大众媒体中，中共即将垮台的预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后的几年里反复出现（这一文献中较晚但影响尤其大的贡献是 G. G. Chang 2002）。学者也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中国未来某个时候很可能发生转型（Gilley 2004）。然而，中共反而蓬勃发展。于是需要一个更好的范式。

转型学范式的问题催生了一种替代路径，其重点是“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这一转向使学者开始关注威权统治者用于维持控制的各种机制，包括有限度地试验选举和其他形式的权力分享（Gandhi and Przeworski 2007; Levitsky and Way 2010; Magaloni 2006; Svolik 2009, 2012）、强大的秘密警察（Bellin 2004; Greitens 2016），以及对信息的谨慎收集与控制（Gehlbach, Sonin, and Svolik 2016; Wintrobe 1998）。这一新范式也推动更加细致的非民主政体类型学大量涌现（Collier and Levitsky 1997; Diamond 2002; Geddes, Wright, and Frantz 2014; Levitsky and Way 2010; Svolik 2012; Weeks 2012）。

沿着这一思路，在中国研究中，研究者围绕政权稳定的来源形成了庞大的文献，从限制城市化（Wallace 2014），到选择性发放国家福利（Wright 2010），到高科技审查（King, Pan, and Roberts 2013; Roberts 2018），到被收编的公民社会团体（Hildebrandt 2013; Mattingly 2020），再到通过信访制度监测不满（Xi Chen 2012; Dimitrov 2015; Heurlin 2016）以及受控制的抗议（Xi Chen 2012; Y. Li 2019a, 2019b; Lorentzen 2013, 2017），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村级选举等制度（Manion 2006; Truex 2016），以及得到改善的领导人接班制度（Nathan 2003）。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概念被用于描述中共的实践，例如“回应型威权主义”（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Heurlin 2016）、“抗争型威权主义”（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Xi Chen 2012）、“威权审议”（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B. He and Warren 2011）、“协商式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Teets 2014）和“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Tsang 2009）。这些概念所传达的含义，是一种惊人的灵活性。

无论转型学路径还是韧性路径，都并非完全令人满意。转型学的缺陷很明显：它并不能很好解释中国这类没有发生转型的案例。总体而言，韧性转向确实带来了对非民主统治更加细腻的图景。但如果走得过远，它同样可能制造出一种与早期研究一样教条的图景：在这种图景中，人们假定威权统治者总会以最优方式行动以保存其统治，最极端时甚至把他们想象成完全掌控自身命运的提线木偶大师。借用软件编程术语，任何看似“缺陷（bug）”的东西，都会被认为其实是某种“功能（feature）”，只是其用途尚待解释而已。

更重要的是，转型学与韧性两种范式都只聚焦稳定与崩溃的二元对立，从而遮蔽了政权连续性的外壳之内可能发生的大量变化。它们只是复杂国家的静态快照。与之相反，本书关心的是威权演变（authoritarian evolution）。因此，它延续了许多关于苏联和其他革命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如何演变的早期研究（例如 Bunce 1980; Ekiert 1996; Johnson 1970a），也延续了 Finkel、Gelbach 和 Olson（2015）关于沙皇俄国的研究。

与此同时，本书也推进 Ang（2016）、Heilmann and Perry（2011）、Fewsmith（2011）和 Whiting（2001）等中国研究学者关于北京不断适应挑战之能力的发现——同时也呼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这些具体调整能否持续的怀疑。尽管任何对独裁统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以政权寿命问题为底层关切，但我的主要兴趣，是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我关注的，是大众压力在推动这些变化时发挥的作用。

理解运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成因

如果说威权主义研究往往过度关注长期结果，那么社会运动研究者传统上反而更关注运动形成的原因，而不是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强调了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和议题框架在促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McAdam 1999;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Tarrow 1998），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抗议行动剧目（例如 Tilly 2006）。尽管如此，关于抗议结果的研究正在增长。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大多关注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例如 Amenta and Halfmann 2000; Davenport 2015; Ganz 2009; Gillion 2013; Giugni 2007; Giugni, McAdam, and Tilly 1999; Giugni and Yamasaki 2009; Piven and Cloward 1977; Tarrow 2012, 第 9 章; Wasow 2020）。对威权主义条件下运动结果的类似研究则很少见（关于这一空白的讨论，见 Amenta et al. 2010; Tarrow 2008）。而即使研究涉及这类动态，研究者通常也再次聚焦于政权更替的可能性（例如 Bunce and Wolchik 2011; Chenoweth and Stephan 2011）。学术研究也更多关注当今 Vladimir Putin 治下的俄罗斯或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的墨西哥这类混合政体，而非完全的专制政体（例如 Robertson 2011; Trejo 2012）。在这里，我考察的是一种由运动驱动、延续较长时期的日常治理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看起来极其不利于大众压力发挥作用的环境中。

拓展中国抗争政治研究

关于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在探索民主制度之外基层动员的日常影响方面，可以说比大多数相关研究走得更远。例如，学者识别出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它借用官方话语，在地方当局与更高层级当局之间制造裂隙（O’Brien and Li 2006）；也识别出“闹事”（troublemaking）策略，这类策略一方面制造扰动，另一方面又停留在某些已经确立的边界之内，因此能够引来政府的积极回应（Xi Chen 2012）。这类抗议行动剧目可以追溯到帝制中国的抗争模式（Hung 2011; Perry 2002, 2010）。具体到劳工动员领域，Fu（2016, 2018）说明了“伪装的集体行动”（disguised collective action）以及“不动员群众的动员”（mobilizing without the masses）如何能够争取到让步。学者也考察了成功的中国活动者如何利用广泛的社会网络（Cai 2010），以及如何借助记者和政策企业家的服务——其中包括持同情态度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之类“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来打开政策过程（Xi Chen and Xu 2011; Mertha 2008）。由此，体制内与体制外策略被发现能够相互强化（Steinhardt and Wu 2016）。

总体而言，这类研究大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不过也有若干出色的研究综览中国动荡的发展趋势（C.-J. J. Chen 2018; Goebel 2019; Y. Li 2019a, 2019b; Ong and Goebel 2012; Steinhardt 2013; Tong and Lei 2014; Wright 2018；综述见 Elfstrom and Li 2019）。

此外，尽管学者往往关注公民与国家单次对峙中胜负结果的决定因素，但也有重要研究探讨行动主义更广泛、更系统性的影响。例如，Bernstein 和 Lü（2003）把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农村税收政策的变化，追溯到此前十年大规模农民抗议浪潮；Heurlin（2016）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分析。即便在严格意义上的抗议研究之外，学者也已经说明，关注环境、艾滋病及其他议题的中国 NGO 如何迫使政府接纳它们并作出调整（例如 Teets 2014）。本书延续这一重要的、以趋势和结果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接下来我转向自己的方法和数据。

方法论与数据来源

本书结合了多个层级和多种形式的分析。在一个层级上，由于只聚焦中国，本书是一项“整体性案例研究”（holistic case study），也就是说，它旨在从各个角度把握一个特定而重要的情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威权政体以及最大的工人阶级。因此，只要可能，我都会尝试进行信息三角互证，综合统计数据、访谈和政府文本来捕捉同一现象（Jick 1979; Tarrow 2010）。

作为一项整体性研究，本书位于“构型—个案描述型研究”（configurative-ideographic study）与“理论指导的构型研究”（disciplined-configurative study）之间：前者让案例按照自身条件为自己发声，后者则利用案例探究——虽然不完全是检验——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更广泛过程（Eckstein 1992, 136–43; Yin 2003，第 2 章）。我的论断在中国案例上具有最充分的依据。但在结论中，我也提出一种可能性：类似现象或许也能在其他威权国家中观察到，尤其是在其他后国家社会主义威权国家中。

在另一个层级上，本书属于 Yin（2003, 42–46）所谓的“嵌入式案例研究”（embedded case study），因为在中国这个更大的案例内部，我考察不同抗争模式如何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控制模式（也就是说，在更大的中国案例内部存在不同的“嵌入”案例）。这里，我建立在一批已经很丰富的研究成果之上，这些研究考察了中国工人政治的地区差异。例如，Lee（2007）比较了东北“锈带”国有部门工人的斗争与东南“阳光地带”工人的斗争。Hurst（2009）则聚焦国有企业工人，描述了四种地区政治经济：东北、华北中部、中部沿海和长江上游（省会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第五类）。Blecher（2010）回应 Lee（2007），区分出“高度全球化”的东南“阳光地带”、“几乎未全球化”的东北“锈带”，以及像天津这样的另一类地区：它们“广泛‘改革’，但只部分全球化，而且仍主要面向国内”。Friedman（2017）则比较了北京农民工学校教师的“法律之外的不稳定处境”与广州同行所面对的“市场纪律”。我与这些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工人抵抗之外，我有意识地选择其他方面尽可能相似的地方进行分析（关于这种“最相似”设计，见 George, Bennett, and Bennet 2004，第 4 章;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我的两个主要地区，是江苏境内的长江三角洲和广东境内的珠江三角洲。当然，这两个省并非彼此的翻版，但在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通常认为重要的那些变量上——经济增长、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国有部门的存在以及农民工密度——它们可以说比任何其他两个省份都更为相似。表 1.1 按这些变量列出了江苏和广东在中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的相对排名。

表 1.1　最相似案例

注：江苏、广东在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的排名。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可以看到，这两个省在排名中从未相差超过三位；在所使用的五个指标中，有三个指标上两省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二。可是，尽管江苏和广东都属于抗争相对较多的地区，它们在工人抵抗的频率和形式上仍然不同——而我主张，这也因此反映在它们的工作场所治理方式上。产业部门和工人人口构成方面残余的差异，可以解释两个地区在斗争激烈程度上的不同，但它们并不决定国家反应，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会从根本上混淆抗议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还对直辖市（即省级行政单位）重庆及其先后两位富有行动力的领导人汪洋和薄熙来，进行一个简短的“影子案例研究”（shadow case study），以考察地方政治精英是否会以重要方式影响劳工政治。如果说有什么地方特别适合进行政策创新，如果说有什么人物最可能尝试工作场所治理的新办法，那么在 2000 年代中期，这座城市和这两位政治人物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案例（关于这种“最可能”案例选择形式，见 Eckstein 1992，第 4 章; Gerring 2008）。重庆是一座正在迅速崛起的大都市。汪洋和薄熙来一度分别领导中共的自由派和左翼民粹主义派别；两者都对劳工政策改革抱有强烈兴趣，只是方向不同。我还通过考察胡—温政府与习近平政府之间全国性镇压—回应平衡的变化，进一步探究精英政治的作用。不过，这个影子案例就只是一个“影子”：它远不及我对江苏和广东所作的研究深入。

在又一个层级上，本书尝试进行大样本（large-N）分析，以研究抵抗与镇压能力、回应能力之间的平均关系。案例研究非常适合识别过程（Checkel 2008; George, Bennett, and Bennet 2004; Slater and Ziblatt 2013），却不太适合把握平均趋势。因此，我把中国拆分成尽可能多的统计“观测值”，考察十年间省级罢工率（抵抗）与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准军事性质的人民武装警察（People’s Armed Police）支出（镇压能力），以及经正式裁决的劳动争议中有利于工人的裁决或双方各有胜负的裁决（回应能力）（31 个省级单位 × 10 年 = 310 个观测值，足以识别模式，但只能识别较为显著的模式）（关于增加观测数量，见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如果说在案例研究分析中，我选择的是尽可能相似的主要案例，那么在大样本分析中，我则尽可能在统计上控制潜在混淆因素：经济活力、城市化、官方工会的渗透程度等等。我也使用滞后因变量，并用自变量过去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以检查反向因果关系。本书的定量部分提供了对中国总体轨迹的粗略把握，使其适合进行宏观分析——以及对未来作出推演——从而补充并扩展构成本书核心的定性比较案例研究部分。

数据来源

我的数据来源多种多样。首先，我依赖 152 次访谈，共涉及 197 名劳工活动者、工人、工厂经理、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士。这些访谈进行于 2011 至 2017 年间。所有访谈均为半结构式访谈，也就是说，我进入访谈时会带着一些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但会让谈话的自然进程决定问题的顺序，并在新的话题出现时跟进讨论（Bernard 2006，第 9 章）。一般来说，我不会录音，而是快速写下手写“随手记录”，之后再把它们扩充为打字整理的摘要（关于这种随手记录，见 Emerson, Fretz, and Shaw 1995）。表 1.2 提供了受访者特征的细分，附录 1 则列出全部访谈。

表 1.2　访谈特征

在案例研究中，我把这些材料与 200 多本地方政府年鉴配合使用，其中大部分来自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鉴是以精美形式出版、用于记录一个地区成就的书册。它们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来访的上级政府官员，因此为我们观察地方官员为了给上级留下好印象而承受的压力，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在其中一处，我还对这些年鉴进行自动化内容分析。

最后，在统计分析部分，我使用自己建立的一个独特数据集 China Strikes，其中包含 2003 至 2012 年——也就是完整的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中国工人参与的 1,471 起罢工、抗议和骚乱⁵的地理定位信息。换言之，本研究主要考察当前这一轮抗议浪潮，而不是更早的浪潮，例如 19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的行动主义；在某些部分，其他数据把分析延伸到更接近当下的时期。China Strikes 可在线公开访问，网站访问者可以上传我遗漏事件的报告。地图 1.1 基于该网站事件地图的截图。下一章将更详细介绍这一数据集及其优点和局限。我把 China Strikes 与政府统计年鉴中的信息进行匹配，包括覆盖 2003–12 年全部时期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会年鉴》，以及截至 2009 年的《市县财政统计资料》（Financial Statistics of Cities and Counties；Quanguo dishixian caizheng tongji ziliao 或 difang caizheng tongji ziliao）（我所使用全部政府资料来源的清单见附录 2）。这些不同来源彼此补充，为中国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广阔图景——从国家政治体系的最底层一直到最顶层。

地图 1.1　2003—2012 年的罢工、抗议和骚乱。

来源：China Strikes（2017），https://chinastrikes.crowdmap.com/。

全书结构

本书的结构遵循上文概述的抗争过程：从工厂车间层面的变化，一直到劳工抗议与精英政治之间的互动。下一章在回顾中国劳资关系的一些关键特征以及有关中国劳动问题的既有研究之后，将记录当今中国工人抵抗的不同形式，以及看起来会产生这些形式的抵抗的配方。随后在第 3 章，我把注意力转向动荡如何通过官僚激励发挥其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介绍我的两个案例研究地区。第 4 章和第 5 章进一步深入案例研究，呈现由特定抵抗水平和形式所产生的具体地区控制模式：在江苏长江三角洲，是一种以预防、谨慎和轻推为特征的正统型冲突管理方式（第 4 章）；另一种则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以事后反应、政策试验和严厉镇压为特征的冒险型治理方式（第 5 章）。

在第 6 章，我运用统计分析表明，从平均意义上说，抵抗增加（以 China Strikes 数据捕捉）正在全国范围内带来镇压能力和回应能力的增强；再次说明，这两个方面分别以准军事警察支出增加，以及调解、仲裁和法院裁决中更多有利于工人或双方各有胜负的结果来衡量。第 7 章讨论精英政治及其对工人—国家互动的影响（或缺乏影响），重点考察重庆及其强势领导人，同时分析习近平政府开始执政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又有什么没有变化。全书最后以结论（第 8 章）收束，讨论这些发现对于中国长期政治发展的含义，并把本书放入更广阔的工人与国家关系背景中，尤其是后国家社会主义威权环境下的工人与国家关系。

中国案例表明，由基层推动的变化可以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发生。但它也提醒我们，这种变化意味着所有相关者同时面对新的开放空间和新的挑战。工人获得了官员对其诉求更多的关切，却要付出组织行动面临新障碍的代价。当局获得了新的压制与收编力量，却也为未来给自身制造了新的矛盾。劳工正在逐渐自下而上地改变治理——但这个过程迂回而含混。像那些在东莞罢工的 Stella 员工，以及与他们对峙、又对他们进行劝诱的警察和其他政府人员，都在摸索一个不同于短短几年前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又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