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供」这个词，在中文里听起来像一个行政技术词汇：保煤、保电、保暖、保运输，保证社会继续运转。但在英国，它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单词，它有时叫security of supply（供应安全），有时叫energy security（能源安全），有时更口语地被媒体和政客说成keeping the lights on——让灯继续亮着（注释1）。不同说法背后，是同一个国家承诺：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气候如何变化，家庭、工厂和交通系统都不能停摆。 可是灯不会自己亮：煤不会自己从地下走到电站。所谓「供应」，从来不是物资自己流动，而是人让它流动。1972年2月，英国人就在伯明翰东边的一处焦炭库门口，目睹了卡尔·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政治铁律。那个地方叫Saltley Gate，即「萨尔特利大门」，一处不起眼的工业焦炭库出入口，却在几天里成了英国政治的最前线。 大门里堆积着焦炭，门外布满卡车和警察，有从约克郡赶来的矿工纠察队，还有被他们喊来的汽车工人、运输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会成员。人群从山坡上涌来，横幅和口号一起压向焦炭库，有人大喊：「Close the Gates！」——关上大门。

《伦敦新闻画报》1972年3月1日第6884期、第260卷。 最后，大门真的关上了。焦炭还在库房里，却暂时不再是能源。它变成一堆被堵在仓库里的黑色物质。煤炭工人没有占领议会，也没有控制军队，他们只是站在能源流动的门口，让全体国民看见一个平时被遮蔽的事实：没有工人的开采、运输、装卸和燃烧，煤只是石头；没有工人的合作，能源安全只是一张统计报表。 「保供」依靠的不是大英帝国自我夸耀的「国家能力」，而是工人让煤支撑社会运转的危险劳动。1970年代的英国矿工用罢工证明：既然国家承诺让灯继续亮着，那些真正让灯亮起来的人，就有权要求工资、安全、尊严和谈判地位。 这正是英国煤炭工业的战争史最值得今天重读的地方。战后英国曾经把煤炭供应变成公共责任，矿工也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罢工把「保供」从政府文件里的技术词汇，变成了工人手里的政治武器。可是到了1984年，撒切尔政府学会了另一套保供办法：不再正面依赖有组织的矿工，而是用库存、油气、进口煤、公路运输、警务、法院、私有化和承包商体系，重组整个能源秩序。 这篇文章就将讲述英国煤炭工业的这场长期战争：国家、能源、工会、矿区社区和市场之间的战争。1972年，矿工能让国家停摆。1984年以后，国家要证明自己可以在矿工失败后继续运转。就像全球劳工史的多数剧本一样，这场战争也以工人阶级的退场落幕：矿工最终「被外包掉」了。

一、旗子升上去了，可人还要下井

2024年9月30日，英格兰诺丁汉郡的拉特克利夫-昂-索尔电站停止燃煤发电。英国从此告别持续一百四十多年的燃煤发电时代。对气候政治来说，这是一个胜利时刻；对煤矿社区来说，它又像一本旧账终于被合上：这座以煤炭起家的工业国家，最后仍然把灯留在了城市里，却把许多曾经让灯亮起来的人留在了历史深处。 再往回看战后初年，场面完全不同。 1947年1月1日，英国煤矿实行国有化。这一天被称为Vesting Day，即归属日。国家煤炭委员会National Coal Board，简称NCB，接管了英国煤矿。在英格兰东北部的霍登煤矿，矿工代表和矿井经理站在新升起的NCB旗帜下，举行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仪式：他们把一把斧头埋进地里，仿佛要把旧时代煤老板与矿工之间的敌意一起埋掉。从这一天起，煤矿不再属于私人煤老板，煤成了战后英国的公共燃料。

1947年，大曼彻斯特郡克利夫顿煤矿。标牌揭幕，标志着煤炭行业正式国有化。 但是，一位矿工后来的回忆却格外冷静：「旗子升上去了，可我们还是要下井。」——危险还在井下，粉尘还在肺里，瓦斯仍会爆炸，顶板仍然可能坍塌，产量压力仍然会从地面压到班组上方。但是，国有化确实改变了一件事：煤炭供应不再只是私人企业的利润问题，而成为国家的公共责任。既然国家承诺向社会「保供」，下井的人就成了国家能源安全链条上的工人公民。这就是英国矿工能够「说话」的起点。

1984-1985年矿工罢工期间，矿工及支持者在示威中举起「声援矿工，发起24小时总罢工」等标语 老矿工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回忆，他父亲曾说，矿工是「国家的脊梁」：没有煤，火车不能跑，工厂没有电，人上不了班。1913年英国煤炭产量达到高峰，矿工超过一百万人，男性工人中约十分之一是矿工。「国家的脊梁」显然不是工人阶级的自我夸耀，而是工业英国的实际结构。 煤炭时代的工人之所以有力量，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因为煤炭必须经过一系列狭窄通道：矿井、铁路、码头、焦化厂、电站、钢厂。矿工和运输工人站在这些通道上，就能让能源流动变慢，甚至让国家机器感到窒息。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谈「碳民主」时强调的，正是这种物质基础：现代政治不只发生在议会、报纸和投票箱里，也发生在煤层、铁路和港口之间。

1984年4月14日，年轻人在诺丁汉和矿工一起罢工示威，举着「一份未来的工作」标语。

20世纪80年代矿工罢工期间，南威尔士女性支持者举着「支持全国矿工联盟」标语。 因此，政府「保供」的承诺提升了矿工的政治地位：国家必须和煤炭工人的工会谈判，必须考虑工资、安全、住房、退休和矿井的未来。但是，「保供」也导致许多矿区长期缺少替代产业，因为国家需要矿区继续把年轻男性送到井下。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保供」给了矿工战略地位，也把几代人的生活押在一个危险行业，社区命运被锁在同一条井筒上。

二、萨尔特利大门之战：煤矿工人如何让国家停摆

197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最初只是一场工资斗争。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矿工工资相对制造业工资明显下滑：从1957年高于制造业平均工资22%，下降到低于制造业平均工资2%。矿工在危险、粉尘和井下劳动中支撑国家能源，却发现自己在收入上被市场经济甩到后面。 因此，1971年，全国矿工工会NUM提出加薪要求，但遭到国家煤炭委员会拒绝。于是，工会从11月开始执行加班禁令，并举行了全国投票。1972年1月9日，全国罢工开始。矿井停产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纠察队开始前往电站、港口、煤场和焦炭库，试图阻断替代燃料进入工业系统。 2月3日，运动发生了突变。来自约克郡哈特菲尔德主矿（Hatfield Main）的矿工弗雷德·马修斯（Fred Matthews），在基德比（Keadby）电站纠察时，被一辆冲过纠察线破坏罢工的卡车撞死。五千多人参加了马修斯的葬礼。这个死亡事件让矿区的怒火急剧上升，纠察线于是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它不再只是工资谈判的技术手段，也成了矿工为同伴、尊严和生命代价划出的边界。

1972年2月8日，矿工罢工期间，罢工者在伯明翰萨尔特利大门设置纠察线，并与清晨排队的货车司机交谈。 就在这时，更糟糕的消息从伯明翰传来：萨尔特利焦炭仓库出现数百辆矿区外的卡车正在运走焦炭。这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开放的燃料仓库。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当时还不是全国矿工工会主席，只是约克郡伍利（Woolley）煤矿的一名34岁代表。他带着约400名约克郡矿工南下，试图阻止这些卡车。随后，南威尔士矿工、诺丁汉郡矿工也加入进来。 如果只靠矿工，萨尔特利大门未必能关上。关键变化发生在伯明翰本地。斯卡吉尔找到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汽车制造工人工会代表，请求他们支持矿工纠察。很快，附近工厂的汽车工人、运输工人和其他工会成员纷纷走出工厂，汇入庞大的罢工纠察队：4万名工人采取行动，约1万人游行至萨尔特利大门关闭工厂。

1972年2月英国矿工罢工期间，矿工和支持者在萨尔特利焦炭仓库外形成大规模纠察线。 斯卡吉尔后来回忆，他看见山坡上出现横幅，横幅后面是望不到头的人群，整个萨尔特利地区变成「一片人海」。一队穿着白裙的女工经过时，人群为她们让开了一条路。无数工人儿女齐声高喊：「希思下台！」「支持矿工！」「总罢工！」斯卡吉尔拿起麦克风怒吼：「关上大门！关上大门！」 这个口号像足球场里的呼喊一样被人群接住。最后，警察不得不关闭了焦炭库大门。这就是「萨尔特利大门之战」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在一个能源节点上完成了联合。矿工、运输工人、汽车工人、工厂工人站到一起，把一处普通焦炭库的门变成英国能源政治的大门。 国家很快感到压力。政府发现，问题不只是矿井停产，也不是简单调动军队或志愿者就能解决。白厅一度开始想象更严重的崩溃：长期停电，街头骚乱，污水外溢，公共卫生恶化。国家机器清楚意识到，供应系统不是物品的堆积，而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1972年2月纠察队迫使伯明翰萨尔特利焦炭仓库关闭后，警方撤离。 真正把这个问题推向政权层面的，是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能源价格急速上涨，煤炭的重要性突然上升。到1973年底，通胀的影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矿工工会继续执行加班禁令，希思政府不得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三天工作制，限制工业用电，被迫调整社会生活。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矿工工资争议已经不再是一个行业内部问题，而变成国家供应秩序的政治危机。

1974年2月英国大选竞选期间，首相爱德华·希思与支持者接触，前方标语写着「坚定立场」。 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试图把这场冲突变成一次政治审判。他在1974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提出那个著名口号：Who governs Britain？谁统治英国？政府，还是矿工？从保守党政府的角度看，这个口号是在质疑工会是否凌驾于议会之上；从矿工角度看，问题恰好相反：如果国家离不开煤炭，如果社会离不开矿工，为什么矿工只能在工资、安全和矿井未来上被动接受？ 这场由希思主动押注的提前大选，以希思的失败告终。希思的党失去了议会多数，继任的工党政府同矿工达成和解。这是战后英国煤矿工人政治力量的高点，它让一个政府在能源危机中失去执政资格。 英国劳工史的这一页说明，「罢工」并不是反国家，而是工人进入国家的方式。矿工没有占领议会，只是停止把煤交给国家，国家因此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因此，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国有好」或「市场好」。真正的问题是：当国家要求一类产业工人承担基础供应责任时，它是否也承担起了工人的安全、社区和未来？如果没有这些，「保供」就不是公共责任，而只是国家把压力向井下传递的方式。

三、北海在远处发光：国家如何绕开矿工保供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第一次真正感到矿工的力量，是在1981年。那一年，煤炭行业面临关闭计划，矿工准备反击。政府很快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煤堆虽然存在，但不一定堆在正确位置——坑口库存不能替代电站库存。如果电站缺煤，政府仍然会被矿工逼回谈判桌。 撒切尔学到了重要一课：下一次不能再让能源供应的命门握在矿工手里。煤必须提前运到电站，电站必须准备油和其他备用物资；铁路不能成为唯一通道，应急治理需要准备公路运输和其他方案。「保供」从此不再只是能源政策，而变成保守党政府反工会战略的一部分。

1975年4月17日，被解除保守党领袖职务后的爱德华·希思与其继任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合影 这就是撒切尔改革的核心：没有放弃保供，而是重组保供。政府仍然要保证灯亮，但要让灯亮这件事不再依赖全国矿工工会。政府开始推动电站库存、燃油电站、道路运输和对电力系统的政治控制。1972年曾让政府让步的那套能源供应链，在1984年遭到了重新布置，而北海油气给了这种重组新的战略底气。 北海油气是撒切尔的关键盟友，它改变了能源政治的想象力。英国在1981年成为净石油出口国，不仅削弱了英国对欧佩克（OPEC）和国内煤炭的政治依赖，也为能源私有化提供了财政支持和意识形态信心。能源供应从矿井、铁路和煤田，转向海上平台、油轮、管道、金融市场和私营能源公司。很快我们就将看到，这并不只是科技革命、资源开发带来的能源替代，还是一场改变英国工人阶级命运的政治替代。

北海海域的海上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平台。 1984年3月，矿井关闭的消息像火星一样落到约克郡煤田，矿区不久才得到过投资和「不关闭」的保证。科顿武德矿工立刻罢工，煤田被彻底点燃，相邻地区的矿井也迅速卷入行动。战争一触即发。对矿工来说，关闭名单并不是单纯的企业调整，而是国家背弃承诺。战后国有化曾经告诉他们：国家需要煤，国家会和矿工谈判，矿井命运不只是市场决定，煤炭有未来，矿区有未来，下井是为国家服务。到了1984年，他们听到的是另一套语言：亏损、效率、不经济、裁员、关闭。

1984年全国矿工罢工期间，示威者举着全国矿工联盟旗帜参加集会游行。 矿工在关矿逻辑里看见了背叛。现在，矿工要求兑现曾经的承诺：如果国家曾经说煤炭有未来，号召无数青年男性下井，矿工和社区就有权要求这个未来不能被单方面收回。但是1984年已经不是1972年，撒切尔也不是希思。 这一次，矿工工会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国家：警察护送卡车和煤流穿过矿区，司法机关介入工会内部政治，高等法院开始限制工会的罢工权，工会资金也随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被扣押。更致命的是，工会内部产生了裂隙：没有新的全国投票，给了政府和媒体攻击罢工合法性的机会。1972年那种跨行业、跨地区的道义合流，在1984年变得步履维艰。

1984年矿工罢工期间，奥格里夫炼焦厂外罢工矿工与警察对峙的场面。 奥格里夫（Orgreave）的焦化厂就是这种新秩序的现场。1984年6月18日，矿工试图阻止焦炭运往钢铁系统，希望重演萨尔特利大门的胜利。可是国家也知道萨尔特利意味着什么。警察、骑警、机动队、抓捕小组被提前集中到现场，全副防暴装备的警察分成不同小队向人群猛冲，暴力冲突迅速升级。

1984年奥格里夫炼焦厂冲突中，南约克郡奥格里夫的罢工矿工逃避骑警冲锋。 摄影师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回忆道：「持小型防暴盾的警力与骑警遍布各处，挥舞着警棍」。他当时爬上一堵墙想看得更清楚，却被一名骑警猛地撞得向后摔倒。哈里斯收拾好器材，再度冲进混乱的人群。拍摄过程中，他看到「反对关闭矿井妇女组织」的成员莱斯利・博尔顿（Lesley Boulton）正在救助一名受伤的罢工纠察员。她正高声呼叫救护车，一名骑警却调转马头朝她冲来，挥棍直击她的头部。

1984年6月18日奥格里夫冲突中，一名骑警在奥格里夫向女性反坑井关闭活动者挥舞警棍。 这场罢工持续了一年，最终矿工们遭遇惨败。纠察队没有在能源节点上再次迫使国家让步，而是在一个国家早已准备好的警务战场上被暴力围困。到1985年3月，矿工代表会议投票复工。许多人不是胜利回井，而是被饥饿、债务和家庭压力推回井下。罢工失败以后，矿井的关闭进一步加速，工会力量遭到削弱，矿区的谈判地位迅速崩塌（注释2）。 「保供」不再必须经过有组织的矿工。国家仍然维持电力和能源供应，但供应链的关键权力被转移到库存、替代能源、警务、法院、管理层和未来的私有化市场手里。矿工还没有立刻被外包掉，但他们已经失去了阻止外包化到来的政治力量。

四、从矿工到承包工：被拆碎的劳动共同体

对于为工会和劳工运动报道整个罢工过程的约翰·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来说，这些影像回顾了「近代历史中的一个时刻」，见证了「社会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但如果故事只到1985年为止，它容易只被理解成一场英雄史诗的失败。但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失败之后。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英国煤炭工业继续收缩，到1994年煤炭私有化时，运行中的矿井已经大幅减少。直到2015年，英国关闭了最后一个深井煤矿凯灵利（Kellingley），标志着这个曾经在英国约3000个矿井雇佣超过100万人、每年产煤超过2亿吨的行业的彻底终结。但矿区并没有突然进入一个轻松、安全、富足的后工业时代。

昔日克利普斯通煤矿废弃的井架，是该地区煤炭开采历史的标志性建筑。这些设施如今面临拆除风险，当地民众正奋力奔走，希望将其保留为纪念煤炭产业的永久地标。 「你不会在公共场合看到矿工哭泣，但在私下我敢打赌有人流泪」。在凯灵利矿井关闭前的最后一班中，有几人在1965年矿井开业当天就曾作为青少年学徒下过井。在最后一次关掉头灯后，他们在门厅自拍：脸色漆黑，荧光橙色夹克沾满煤尘，膝盖从肮脏的短裤里露出来。他们彼此拍着背，握手，做了最后一次集体淋浴，然后走向坑坑洼洼的停车场，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且几乎肯定收入更低的地面生活。

结束最后的班次后，工友们离开凯林利煤矿。 矿井关闭以后，许多地方出现的是小工厂、仓库、呼叫中心、保安岗位和各种短期合同。找到工作的人，多数工资明显低于井下；没找到工作的人，进入失业、疾病或低薪的临时岗位。「所有在地下经历过的活下来的人，都带着伤势退休：尘肺病、失聪、震动过白的手指、神经损伤、这里的疤痕、那里的金属板。」 一部分人庆幸后辈不必再在恶劣的环境中谋生，但更多人认为，几代工人奋力争取来的权益，就此付诸东流。一位昔日的约克郡矿工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四处奔走，最终却只拿到了一份零工时合同。孩子整日守在家中，等着短信通知自己是否有活可干。「这与我曾祖父百年前的遭遇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年他伫立在利物浦码头门口，忐忑等待雇主的挑选，要么有工可做，要么空手而归、忍受饥饿。」

来自前煤矿村Newstead的青少年参与了一个社区项目，旨在帮助那些难以融入学校的年轻人。该项目涉及维护和再生原矿场地。 如今目睹部分职场的用工现状，常会让人觉得我们正在重回狄更斯笔下的时代。近年来关于英国煤矿关闭的经济研究显示，失业和再就业的成本远比「产业转型」这个词听上去沉重：所谓「转型」，不是从一个稳定岗位自然滑向另一个稳定岗位，而往往是从一个有组织、有身份、有共同记忆的危险职业，跌入一串更分散、更低薪、更孤立的岗位。 因此，这种衰落的悲哀，不只是收入下降。矿工失去的是一整套可谈判的社会位置，失去的是把个人处境变成国家问题的制度通道。过去，一个矿工可以通过矿井支部、全国工会、地方议员、福利机构和矿区社区，把工资、安全、尘肺、矿井未来说成公共议题。矿井关闭之后，他变成求职市场上的个人：年龄偏大，身体受伤，技能不适配。公共责任退场以后，一切生活风险都被归因于个人失败。

不少家庭世代以采矿为生。 灯继续亮着，英国矿工却逐渐失去让国家听见他们的能力。这正是「外包化」的历史含义。私有化后的英国煤矿出现了承包、分包、灵活用工和非工会劳动的增长。它们和中文语境里的「劳务派遣」并不完全相同，但政治效果相近：把稳定工人拆解成不稳定工人，把共同利益拆成个体合同，把工会组织拆成碎片化劳动，把面对「危险」说「不」的能力彻底抹去。 外包语境中的「安全」也因此具有了专制色彩。在过去，一个稳定矿工敢对危险说「不」，因为他身后有工会、有同事、有社区、有历史、有罢工传统。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一个外包工、临时工、派遣工如果拒绝「危险作业」，面对的可能是下次不续约、换班被排挤、奖金减少、合同终止。 因此，英国煤炭工业的战争史揭示了「安全」问题的核心：法律可以写下拒绝危险作业的权利，但一个临时工、承包工、派遣工是否真的敢停下来？劳务派遣就像矿井里的瓦斯，它不一定总在表面出现，却改变了整个劳动现场的空气。它让每个人都知道危险，却让每个人都更难先开口说话。 当工人的生存愈发不稳定，「保供」就更容易变成一项单向命令：企业只需要保证产量，不需要面对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集体。工人彼此陌生，流动性强，合同不同，工资不同，身份不同，很难再把「危险」说成共同的问题：很难再把「我不安全」说成「这个制度不安全」。一个国家的能源秩序最后只能由一个个缺少退路的工人用身体兜底。

五、矿井必须有出口，工人也必须有出口

劳动者在过去曾如何保证自身的「作业安全」和「就业稳定」？在这方面，英国矿工工会长期推动伤亡赔偿、职业病承认和职业健康调查。例如「煤工尘肺病」直到1943年才获得官方承认，而这背后有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等工会组织长期推动医学调查和社区筛查的努力。工会的意义，是把「他自己不小心」的「个人问题」改写成「是谁让他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公共议题」。 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罢工」的意义：在危险面前停下来。工人拒绝危险作业，不是拒绝劳动，而是拒绝把身体交给不安全的劳动条件。如果工人说危险却不能停下来，安全就只是贴在井口的行政标语。如果外包工、派遣工、临时工因为害怕失去岗位而不敢说危险，安全制度就已经在用工结构里沦为空话。如果奖金、产量、班组压力、主管威胁把工人推回危险地点，事故就不是某个人的粗心，而是制度把危险正常化。「罢工」就是对这一切的中断、静止和重新谈判。

1984年6月矿工罢工期间，一名参与罢工的矿工在奥格里夫炼焦厂面对一排警察。 英国煤炭工业的战争史，因此并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兴衰史，它更像一部关于国家如何依赖劳动、又如何摆脱劳动者政治约束的历史。英国的战后国有化把煤炭供应变成公共责任，也把矿工推到国家能源安全的中心。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之所以能够改善矿工处境，正因为它们击中了国家承诺与劳动现实之间的连接处。国家由此承认他们，也由此开始研究如何绕开他们。 这段历史对今天仍然重要：所有谈论「能源安全」「供应安全」「保供稳价」的语言，都容易把人的劳动隐藏起来。报表上有库存、装机、进口量和价格曲线，却很少出现倒班、粉尘、临时合同、外包队伍、危险作业和工人拒绝权。 社会的有序运转依赖「保供」，但可靠的保供，不应以工人失语为代价。英国煤炭工业的战争史，最终把问题推回到这里：「保供」建立在怎样的劳动制度之上？工人有没有能力把「国家需要我们」转化为「国家必须倾听我们」？这种能力需要直接雇佣，需要跨行业团结，需要社区后方，需要不被随意刑事化的安全停工权，最终需要工人对危险作业拥有直接否决权。 矿井必须有出口，工人也必须有出口。否则，所谓「保供」只是把社会运转的压力压到最没有退路的人身上：灯还亮着，但让灯亮起来的人，已经在政治中被拆散了。

图像附录：矿区共同体的日常与余波

1970年代末普利斯利煤矿银奖乐队。

1980年代雷恩沃斯矿工福利足球队，背景是拉福德煤矿。

1972年在埃德温斯托车站的煤矿铁路观光。1955年停止定期客运服务后，该线路仍保持开放，服务当地煤矿。

1974年罢工前夕，舍伍德煤矿的矿工们在井口投票站进行投票。

1972年罢工期间，索斯比煤矿的矿工们在埃德温斯托的施粥站分发餐食。

1985年2月，诺丁汉郡贝弗科茨煤矿，深夜11点，女工们在夜班时段组成纠察队进行抗议。

1985年，伦敦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支持矿工」团体参加尼思科尔布伦俱乐部的大卫日庆典。

伦敦四方影像馆举办展览《整整一年！1984-1985年矿工罢工影像》的宣传海报。1984年矿工抗争期间，南约克郡奥格里夫炼焦厂外围田野里，防暴警察整装待命。

1984—1985年矿工罢工期间，瓦索普主煤矿的纠察队和警察踢足球。

注释

1.「保供」最精确的政策术语是security of supply，可译作「供应安全」或「能源供应安全」。它常用于电力、天然气、石油政策和监管文件中。英国政府2025年《法定供应安全报告》直接使用这个词，判断英国有能力获得并保障足够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更宏观的说法是energy security，可译作「能源安全」。它比security of supply更宽，常用于有关能源战略的语境，包含地缘政治、进口依赖、价格波动、基础设施、油气储备、净零转型等。202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法》官方说明中就提到，该法旨在强化英国能源安全、支持净零并确保长期账单可负担。keeping the lights on则是更媒体化、政治化的说法。在应急治理语境中，常见表述是fuel supply disruption、energy resilience、priority fuel allocation，相当于「燃料供应中断」「能源韧性」「优先燃料分配」。英国政府的国家燃料应急计划说明，普通燃料供应中断通常先由政府协调行业维持供应；极端情况下，政府可根据1976年《能源法》动用紧急权力控制石油产品供需。

2.奥格里夫成了英国工人运动记忆中的创伤。95名矿工被捕，相关起诉失败，警察证据问题存在争议，引发了长期的追责运动。2025年，英国政府宣布对奥格里夫展开法定公共调查；2026年3月，调查正式启动。四十多年后，矿工仍然不得不回到那个焦化厂外，重新追问当年的警务、证据、暴力和责任。

## 参考资料 ## 一、政策、法律与机构文件 Great Britain. Mines and Quarries Act 1954（《1954年矿山与采石场法》）. London: HMSO, 1954. Great Britain. Energy Act 1976（《1976年能源法》）. London: HMSO, 1976. Great Britain. Coal Industry Act 1994（《1994年煤炭工业法》）.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4. Great Britain. Energy Act 2013（《2013年能源法》）.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3.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Mines Regulations 2014: Guidance on Regulations（《2014年矿山条例：条例指南》）. HSE Books, 2015. Amended 2020. Scottish Government. Policing of the Miners’ Strike 1984–1985: Impact on Communities; Independent Review（《1984—1985年矿工罢工警务对社区影响的独立审查》）. Edinburgh: Scottish Government, 2020. Great Britain. Energy Act 2023（《2023年能源法》）.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23. 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Net Zero. Statutory Security of Supply Report 2025（《2025年法定供应安全报告》）. London: UK Government, 2025.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Orgreave Inquiry”（《奥格里夫调查》）. March 26, 2026. ## 二、新闻、网页与档案资料 National Archives. “The Nationalisation of Coal”（《煤炭国有化》）.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47. Pidd, Helen. “‘Like Being on Death Row’: The Final Week in Kellingley Colliery”（《“就像在死囚牢房里”：凯林利煤矿的最后一周》）. The Guardian, December 17, 2015. National Coal Mining Museum for England. “Nationalisation of the Coal Industry”（《煤炭工业国有化》）. Wakefield: National Coal Mining Museum for England, 2017. Warner, Marigold. “‘The Officer Could Have Smashed Her Skull’: The 1984 Miners’ Strike in Pictures”（《“警察本可以砸碎她的头骨”：图片中的1984年矿工罢工》）. The Guardian, January 11, 2024. Hodges, Sean. “‘Who Runs the Country?’ – The Miners’ Strikes of ’72 and ’74”（《“谁统治国家？”——1972年与1974年的矿工罢工》）. The Communist, February 8, 2024. Webber, Emily P. “How the Miners’ Strike Changed the Way Britain Works, 40 Years On”（《矿工罢工如何改变了英国的工作方式：四十年后》）. The Big Issue, March 2, 2025. The Guardian. “Northumbria Police Destroy Battle of Orgreave and Other Miners’ Strike Files”（《诺森布里亚警方销毁奥格里夫之战及其他矿工罢工档案》）. June 24, 2025. The Guardian. “Orgreave Inquiry Formally under Way into Policing during Miners’ Strike”（《关于矿工罢工期间警务的奥格里夫调查正式启动》）. March 26, 2026.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Margaret Thatcher’s Files as Prime Minister, 1984: Miners’ Strike”（《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档案，1984年：矿工罢工》）. Accessed May 26, 2026. Uniper. “Ratcliffe-on-Soar Power Station”（《拉特克利夫-昂-索尔电站》）. Accessed May 26, 2026. ## 三、论文与研究文章 Wallis, Emma, Jonathan Winterton, and Ruth Winterton. “Subcontracting in the Privatised Coal Industry”（《私有化煤炭工业中的分包》）.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4, no. 4 (2000): 727–42. Aragón, Fernando M., Juan-Pablo Rud, and Gerhard Toews. “Mining Closure, Gender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s: The Case of UK Coal Mines”（《矿井关闭、性别与就业再配置：英国煤矿案例》）.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015. Coulson, N., P. F. Stewart, and S. Saeed. “South African Mineworkers’ Perspectives on the Right to Refuse Dangerous Work and the Constraints to Worker Self-Regulation”（《南非矿工关于拒绝危险作业权的看法及工人自我监管的限制》）.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119, no. 1 (2019): 21–30. McIvor, Arthur. “Guardians of Workers’ Bodies? Trade Unions and the Histor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工人身体的守护者？工会与职业健康安全史》）. Labour History 119 (2020): 1–30. Garavini, Giuliano. “Thatcher’s North Sea: The Return of Cheap Oil and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European Energy”（《撒切尔的北海：廉价石油的回归与欧洲能源的新自由主义化》）.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33 (2024): 37–52. Rud, Juan-Pablo, Michael Simmons, Gerhard Toews, and Fernando Aragón. “Job Displacement Costs of Phasing Out Coal”（《煤炭淘汰中的工作流离成本》）.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36 (2024): 105167. ## 四、专著 Taylor, Andrew. The NUM and British Politics, Volume 2: 1969–1995（《全国矿工工会与英国政治》第二卷：1969—1995）. Aldershot: Ashgate, 2005. Mitchell, Timothy.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London: Verso, 2011. Beynon, Huw, and Ray Hudson. The Shadow of the Mine: Coal and the End of Industrial Britain（《矿井的阴影：煤炭与工业英国的终结》）. London: Verso, 2021. Gildea, Robert. Backbone of the Nation: Mining Communities and the Great Strike of 1984–85（《民族脊梁：矿区社区与1984—1985年大罢工》）.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hillips, Jim. Coalfield Justice: The 1984–85 Miners’ Strike in Scotland（《煤田正义：苏格兰1984—1985年矿工罢工》）.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4.